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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恶》则利用性-伪说对人性做了探讨和分析，提出了性恶善伪说。

即正因我们不能确定此诸书之著者，我们更可对此诸书之著者，只求发挥孔子之道，而不求传其个人之名的精神，更加以感佩。故亦不能说此诸玄学家对孔子之学，无所契会。

但民国初年之学术文化界之学风，却承清末之学风下来。过鲁时，乃以太牢祭孔子。此董仲舒之思想，显然非只为汉代之君王设想，亦非为维护一家一姓之统治权而有。二程亦深信圣人可学而至。主张在上位无道时，在下者可以叛上。

如周濂溪之说土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后之杜甫，则大家公认是诗圣，以儒者之性情为诗。根据《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初编）》的经验，并结合已有目录与资料的实际情况，我们按研究主题，将搜集到的易学文章分为《周易》通论、《周易》经传研究、易学史研究、《周易》哲学、《周易》象数、《周易》与术数、易学文献研究、《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周易》与现代学科、通俗类等十大类。

其次，我们总结百年易学文献之主题，提取出两百多个关键词，进而用这些关键词，检索数据库、图书馆等网络资源，汇总所得以补充《总目》。然而，港台易学成果这个前提，到目前为止，仍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呈现。民国时期，学位制度虽已建立，但研究生学位授予数量过少，没有专门的易学研究论文【10】。在项目开展的八年间，我们前后十余次前往北京、数次前往台湾、上海等地，搜集、复制所需资料，带回项目组，进而对其进行扫描，予以数字化保存。

1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002版。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就《易经》来看，这一号召是实现了的，近代以来对易学史的研究极其繁荣，已涉及历代的易学名家。自晚清以来，如国粹派与《国粹学报》、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学衡派与《学衡》等，学者多藉报刊文章申说其学术与思想主张。引入西方学科体系后，百余年来，象数之学的位置并未得到妥善安顿。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所开展的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项目，是一项大型的文献编纂工程，是对近代以来易学研究的总回顾，是对百余年来易学成果的检索、保存、甄选与传承，是对中国古典学术现代转型的聚焦与总结，是对千年易学文化传统的积极接续，更是对易学与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筑基与期许。

而从《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部头丛书中，我们则可得见现存古典时期的基本易学文献。割裂易学体系、脱离传统易学语境后，新学范式还出现了另一个弊端：有学者全凭己意解《易》，随意发挥，奇见、谬见迭出。《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续编）》共精选1500余篇文章，按研究主题汇编为九种、70册（为影印版，约400页一册），共计约28000页，约3000万字。15.台湾地区出于对中国哲学哲学性的质疑，易学研究长时间被归入中文系。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检索、保存、甄选这些近现代易学成果，其目的就是赓续优秀的传统文化。2.语见梁漱溟先生、张岱年先生为1987年召开的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所作之贺信。

20世纪初，刘师培著有《经学教科书》、皮锡瑞著有《经学历史》，两者写作时间相近（刘著成于1904年，皮著成于1905年），但对经的定位全然不同。总而言之，易类出土文献为当代易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新鲜资料，展现了早期易学的丰富面貌，也解决了易学史上许多长期悬疑的问题，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近现代易学的基本主题之一。

更有甚者，近几十年来，伴随着易学热，大陆与港台地区都出现了匪夷所思的学术现象，时时有人号称解开了易学的千古秘密，展阅其书，则所论极为荒谬。20世纪初，经的常道意义被剥落了，章太炎举经之本义为一根线，称经书为线装书，又定性六经胥为史书，云：‘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之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近代以来，剥离掉历代易注，直接面对《易传》乃至直接面对卦爻辞而对《周易》所作的新释，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汇总已获《总目》中的作者信息，形成近代以来研《易》学者名录，进而据此名录，逐一检索他们的全部易学论著，再将所得与《总目》一一核对，剔除重复，补充所阙。其三，罕见的或较珍贵的文献，尤其是晚清民国时期和当代港台地区的稀见易学著作，我们也尝试购买原件，并对其进行扫描以数字化保存。由此，我们系统搜集，将非易学著作中的研《易》章节节选出来，形成别裁类文献。

与刘师培相较，在胡适的研究中，经学的知识与方法已难觅踪迹，传统经学范式已彻底终结。因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搜集的百年易学资料，绝大部分是专业的研究性学术成果。

更有甚者，随着经学地位的动摇，近代廖平、康有为等鼓吹经学的神秘性与权威性（廖平提天学的主张，康有为在民国后建孔教会），妄图藉此延续经学在学术中的主导地位，其结论常近于荒谬。将《周易》作为史料予以审定后，胡适提出经文、传文、后世易注应区分时代，在历史性原则下进行独立研究。

（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重编本）·贺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4页）3.不独易学，近现代学术之整体成果，至今未能得到较全面的梳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经学与新学在一段时间内是并行的，两者有冲突亦有调和。通观百年易学研究之目录与全文，可见近代以来易学文献的基本特点是：时空变迁明显，出版形式多样，文献体量庞大。经学时代的这些经典易学解释，虽不一定契合文本本义，但别有诠释意义、文化意义，是易学体系不可缺少的部分。除史学与哲学外，百余年来从文学、医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教育学、数学、天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美学、法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出发的易学研究，均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成果。

随着西学传入的深化，尤其随着留学生的归国，以现代学科的方法重新认识、研究传统经书，逐渐成为学术主流。而清华简《筮法》所用的独特筮占方法、与汉人相异的部分八卦取象等，又同时启示我们早期易学拥有极为丰富多彩的面貌。

4.前人的相关目录有：山东省图书馆编《易学书目》，台湾中研院林庆彰先生主编《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12-1997）》，武汉大学高桂芬编订《周易研究论文索引（1901-1986）》等。比较而言，当代大陆地区的易学研究，在五六十年代虽然有围绕辩证法、经传关系等问题之讨论，但参与学者的数量以及相关讨论的影响都比较有限。

百余年间的易学成果，既是对传统的接续，又是身处新时代的开拓，构筑起当下，影响着未来。例如，新研究常常生硬地割裂易学体系，造成研究的偏失。

《周易》经文、传文虽不同时，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作《易》者均是圣人，前圣、后圣其道相同，因而《周易》经传便是一个前后通贯的整体。在西方军事与文化的冲击以及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影响下，近代以来，以易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学术，也进入了千年未有之变局，此变局中的最大变化是传统经学范式的终结。进而在文献齐备的基础上，再次甄选菁华，续编一套能够全面展现百余年来易学成就的大型文集，以赓文脉、飨学林。就易学著作而言，按前文所述，晚清以前的易学著作，通过史志目录、公私藏书目录等书目，与《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等丛书，能够获得整体的呈现。

项目共产出《百年易学编年总目（1872-2015易学总目）》、《百年易学文章分类目录》、《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初编及续编、《百年易学文章全文》、《百年易学著作全文》、《百年易学硕博论文全文》等六大成果。晚清以后出版的图书，至今尚欠系统的整理。

然而，与其价值不相匹配的是，百余年来的易学成果尚未有过系统的整理，学者们日常接触的，只是部分的、驳杂的、甚至片面的近代易学文献。我们所用到的较为重要的目录书，包括《民国时期总书目》、《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民国时期发行书目汇编》、《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5】、《全国主要期刊重要资料索引》、《全国主要期刊资料索引》、《全国报刊索引》、《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汇编》、《中华民国出版年鉴》、《出版图书目录》、《全国新书目》（台湾）【6】、《汉学研究通讯》【7】等。

【14】刘师培以周代的六经为载政教之史书，以孔子编订的六经为孔门教科书，显然是对六经剥落常道的平实定性。面对富国强兵的迫切需求，经学被斥为无用，无用的经学占用了人才与资源，不利于新学的快速发展，因而废黜经学几为朝野共识，晚清废止小学读经、废止科举，其原因皆在于此。